《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杨苡 口述

　　余斌 撰写

　　译林出版社

　　活到一定年纪，或迟或早会有回望的念头，回望来处，回望跋山涉水后云遮雾绕的风景，找寻离合悲欢后指向结局的线索。某种程度上，世纪老人杨苡先生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便是这样一种回望。马尔克斯写过一本自传，叫《活着为了讲述》，阅读杨苡先生的这部书，我总会想，讲述或许是为了“回家”，回到珍藏童年记忆的家庭，回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全书以时间为主线，分家族旧事、中西十年、从联大到中大(上、下)四章，讲述了杨苡先生的成长、求学与婚恋经历。从亲情、友情到爱情，她以鲜活、丰富的细节，将那些想念的人、想说的事讲述得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家是每个人出发的起点。“家族旧事”这一章，讲述了家族秘辛、家庭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还有家人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在复杂而微妙地塑造着幼时杨苡的心灵。杨苡生于五四运动时，出身大家庭，祖父辈到父辈都横跨政商两界，其父杨毓璋曾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交游广阔，多为当时政客名流。时代交替，家族运势也出现转折：先是父亲在她出生几个月后去世，之后，两个叔叔投机失利又败掉一大笔家产。幼年杨苡看到的大家族，类似《红楼梦》里的贾府，连她后来成为翻译界泰斗的哥哥杨宪益，都和贾宝玉那么像：家中骄子，天资聪颖，全家上下捧着，身边女眷环绕。在这样的旧社会大家族，封建礼教束缚性灵，发生了许多不堪的闹剧乃至悲剧。鸦片、小脚、姨太太，买卖女婢等，这些让杨苡“对家的印象很糟糕”，甚至产生了厌恶和恨。从童年到就读于中西女校的阶段，她都困在家庭的限制中。少女时期的杨苡，顶着“妨父”的白眼，受着母亲严厉的拘束，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的天资及家庭待遇又令她黯然失色。在她看来，巴金的《家》所写的简直是她家的翻版，她渴望像小说里的觉慧那样，离开家，“到外面广大的世界去”。在她乖顺的外表下，有着爱幻想的天真，对自由的向往，以及鲜明的爱憎。直到远赴昆明的西南联大求学，杨苡才在人生中头一次感受到自由，不问家庭出身的平等。秀美的山水、联大宽容的氛围、同学少年纯粹的情谊等，让她忘了求学条件的艰苦。自传中的一段，很好地概括了她当时的心境：“沈先生(沈从文)鼓励我埋头读书，我也没做到，成天看小说、唱歌、写长信，要不就是在麻布上绣我想出来的花样。我还买了把乐锯，亮闪闪的，没事就吱呀吱呀地拉，幻想着能在上面拉出托赛里的小夜曲。离开了家，一下子所有的管束都没了，我的兴奋还没结束，那情形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结束了高考进大学，自由得不知怎么挥霍时间，就忙着兴奋了。”

　　正如本书执笔者余斌所说，杨苡的讲述与读者“不隔”。无论是讲自己，还是描述亲友、各个阶段遇到的人，杨苡的讲述都有“临场感”。这种“临场感”的构建，得益于她以惊人的记忆力不断打捞出丰富细节，为还原当时情景提供了扎实细密的支撑。虽然杨苡年过百岁，但心态不老，今天年轻人挂在嘴边的“闺蜜”等词汇，她也信手拈来，时不时进行一番今昔比较。另有一重“临场感”，来自独特的文体。余斌与杨苡先生因书结缘，此后经常晤谈，时断时续长达十余年。书里的讲述，原本是一次次当面畅聊，书内书外，余斌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微妙的是，畅谈时读者是隐形的，所以杨苡先生能敞开说，不必顾虑，当聊天变成白纸黑字，“主持人”悄然退场，读者也便有了犹如“当面聆听”的阅读体验。

　　追溯过往，也是一次次返回并确认自身“精神家园”的过程。杨苡先生的自述，不刻意说“金句”，但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与人性之美的追求，感染力十足。回眸百年，她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但她的口述自传不似“巨流河”，更像一条“涓流河”。

　　现在的人隔着时空看名人，像仰望璀璨星河，而杨苡先生躬逢其盛而不自抬身价，充当了“时光望远镜”，将其还原为一个个立体、可亲的“人”。在杨苡先生的自述里，历史只是背景，“好玩”“有意思”的人与事才是记忆舞台上的“主角”。而于众生之中见“我”，她的视角、取舍与感念，无不体现精神信仰与人生态度。比如对京剧大师梅兰芳，她记住的是其爱妾的葬礼，梅兰芳拄着丧棍，“鼻涕都快拖到地上了”，背后是一种不顾形象的、真切的哀痛。再如回忆沈从文，除了他一次聚会上袖口不时掉出来、又被塞回去的棉花，她还说“沈先生容易害羞”“挺容易哭的”。杨苡先生的叙述娓娓道来，悄然“去魅”，呈现一种更接近真实的状态。

　　若想了解本书的“前世今生”及其作为口述史的独特价值，看余斌附录的万字长文解析《书成漫记》足矣。但那种让人沉浸其间的阅读体验、久久无法释怀的感动，只有亲自读过了才能得到。乍看书名，未免浅白，可一经翻阅，越读越难放下，阅读时，有哈哈大笑，有莞尔一笑，有潸然泪下，有百感交集，合上书，再看书名，莫名地觉得熨帖，说到了心坎里。

　　□ 李吉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