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海峰

　　一踏上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我的灵魂就受到强烈震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保卫北大门、激战高虎脑、血洒万年亭……这些凝固的史诗，讲述着一段红军浴血广昌的历史。正如党史专家滕文生所说：“中央红军长征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冯家祠位于广昌县头陂镇下关，是一座清代建筑，也是广昌保卫战期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议旧址。

　　1934年4月27日，战斗停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被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叫到冯家祠谈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啊”，这座古老的建筑记录着彭大将军的痛心和愤怒，他痛斥李德和博古：“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时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五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

　　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批评的激愤之言，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声。

　　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党史资料记载，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武断地否认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制定不切合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命令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在国民党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作战计划，只会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就在红军苦战之际，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一时慌了手脚，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11个师，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红军主力应抓住这一机会，组织有力兵团突击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但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眼光，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个良机。

　　黎川失守后，红军陷入战略被动局面。国民党军为了夺取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纠集北路军第三路军11个师的兵力，沿旴江两岸推进，妄图攻占广昌。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德等人把战略方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一样“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下令调集红军主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准备与敌人决战。

　　行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广昌段)的甘竹大罗山、长生桥、饶家堡等广昌保卫战遗址，我脑中出现一个疑问：在红军反“围剿”前期作战频频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博古、李德为何还要调集红军在广昌与敌决战？

　　我从一份份斑驳的党史资料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广昌是“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的战略要地，如果“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而决定要在广昌与敌决战。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失败也就成为战役的注定结局。

　　1994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到阔别55年的广昌时感叹：“广昌保卫战是历次反‘围剿’以来最为激烈、最为残酷、最为困难、最为被动的一仗。”

　　1934年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打响。红军9个主力师在旴江两岸十余公里的战线上，筑堡挖壕，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旴江两岸硝烟迭起，弹如飞星，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浴血奋战，战况十分惨烈。

　　广昌老城城北有一个叫清水塘的地方，当年，红四师的一个营坚守在这里的一个所谓的“永久性”堡垒中，从当日早上到午后，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攻击，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因工事被敌机炸坍，全营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张宗逊回忆，红十四师在战前全师有2000多人，战后只剩下几百人，随后被撤销番号。

　　正如毛泽东所说，“乞丐要和龙王比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以付出5000余人的代价，换来的是惨败。

　　广昌之败，长征之始。广昌决战后，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抵御敌人的计划，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为遏制南进之敌，彭德怀、杨尚昆奉命率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殊死阻击战，包括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因三次战斗均发生在高虎脑境内，故合称为“高虎脑战役”。

　　站立在大寨脑战斗遗址，看见山上仍保留着当年红军挖掘的堑壕、掩体工事遗迹及弹坑。1934年7月21日拂晓，高虎脑战役首仗——大寨脑之战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羊群战术”向红军阵地发起疯狂的进攻。战斗中，红军指战员的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进行肉搏战。在胜利完成了大寨脑阻击战任务后，红军转移到高虎脑布防。

　　8月5日凌晨，高虎脑战斗打响。阵地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三营九连警通员池道生生前回忆，我军官兵密切配合，依托险要地形，英勇抗击……敌精锐第八十九师遭受重创，完全丧失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军，奉命撤出高虎脑阵地，转移到万年亭布防。

　　行走在万年亭的青山绿水间，每一座烈士墓，都是回眸历史的闪亮路标，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我来到陈阿金烈士墓前瞻仰。墓碑上写着，1934年8月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在指挥万年亭战斗时，遭遇敌机空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5个日夜，万年亭的战斗场景究竟有多惨烈，如今已很难想象。红军付出的巨大牺牲，已足以说明一切。战后，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称：“万年亭一战，牺牲惨重，被射而死伤过半，在鹿砦之内者，无一生存。”

　　在历时41天的高虎脑战役中，红军将士以牺牲3000人的代价，歼敌6500余人，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正如党史专家石仲泉所说，“广昌战役的失利引发了战略转移的决策，高虎脑战役的阻击为最后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

　　荡气回肠的高虎脑战役之后，响起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嘹亮的号角，八万多红军将士跨过残阳如血的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始万里征程，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