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瑞金市，往西行。云石山脚下，坐落着一个红色名村——丰垅村。

　　我来丰垅村，是为了探寻90年前，中共中央在这里为红军长征突围转移进行筹划、准备工作的那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1934年10月10日晚，编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纵队(亦称“中央纵队”)的中共中央、中央机关等参加突围转移的人员，从丰垅村马道口出发，向集结区域开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时光回溯到1934年7月。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刻，为安全起见，中央将各机关从沙洲坝转移到群山环绕、地形隐蔽的云石山附近的村庄。中共中央政治局迁驻在丰垅村马道口的梁氏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迁驻在云石山古寺，中革军委迁驻在田心村。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形势日趋恶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回忆：“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1934年)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可见，从1934年5月起，当时的中央领导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完全绝望后，经共产国际同意，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90年前，在梁氏祠，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领导人，怀着沉重的心情，为红军战略转移日夜忙碌。

　　1934年7月，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边革命根据地，调动国民党军队尾随其后。上述这两步棋，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何长工传》记载，1934年10月初的一天，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奉命来到丰垅村，周恩来对他说：“‘南天王’陈济棠(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粤军军阀)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商定派你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举行密谈……”

　　10月5日，双方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红军西征时，陈济棠基本执行了上述协议，让开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这为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下的这几步棋，为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圈、实现战略大转移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毛泽东多次从住地云石山古寺来到梁氏祠，接二连三向博古、李德献退敌之策。博古、李德对毛泽东的建议不予理睬。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仍时刻关注战火硝烟的军事斗争，亲自到前方督导战事，以尽可能地减少红军的损失。

　　山城会昌是粤北、赣南之间来往的要道，距瑞金不远，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在第五次反“围剿”日趋紧张之际，毛泽东多次来到这里。在他的领导下，南部战线“风景这边独好”，与北部战线遭受严重挫败形成鲜明对比。

　　9月初，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带病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为红军选择突围路线。后来中央红军就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架设浮桥，顺利渡过于都河。

　　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工作虽然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致使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是在建立健全各级指挥机关、补充兵员和物资、部署游击斗争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迅速扩大红军，进行粮食、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援，是长征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为了革命的胜利，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兵员、物资，彰显了苏区力量、苏区气度、苏区精神。

　　梁氏祠是有记忆的。在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这里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为办事处主任，掩护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斗争。

　　伫立在丰垅村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翘首凝望，纪念碑主体为前后稍扁的方菱形，呈现剑的造型，喻示冲破敌人封锁，把革命的火种带出包围圈。细望，纪念碑座上的一组铸铜人物雕像，真实再现了长征出发时，红军将士昂扬的气势和必胜的信念。

　　想起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的人。”回望党带领红军排除万难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这一伟大胜利，我不禁对为红军长征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丰垅村马道口充满敬意。

　　□ 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