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是个大湖，鄱阳湖也是片大湿地。

　　湿地有时候比湖更让人觉得家常一些，更让人类觉得可以亲近与征服。

　　这湿地太大了，有的边缘地方就没有那么深的水，有的边缘地方就只是偶尔被水浸泡。靠浅水的尾部，有人堆土为堤，从湿地的边缘割出来一小片湖的尾巴。再经过若干年的堆积与改造，大片的良田与土地就这样从大湖的怀里分娩而出。

　　其实世间几乎多数丰饶的土地都由此而来，都与水流的冲击与泥沙的堆叠紧密相关。只不过，有的是借由天长日久的自然之力，有的是经由改天换地的人工之力。

　　仿佛天地间的矛盾都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生存几乎是与水流相依为命，人类的发展几乎是与野物相伴相生。但与此同时，开荒拓野的人类也在与野物争食物，逐水而居的人类也在与水流争土地。

　　无论是自然冲积形成的沙丘、草洲、滩地、平原，还是在水域的边缘处人工围填出来的圩田、水塘、浅滩、高地，都成了人类绝佳的生息之地。到最后，就有了长江与黄河之畔的鱼米之乡、鄱阳湖与洞庭湖之畔的鱼米之乡。

　　今天的我们当然可以有种种超然的站位来反思围湖造田、占河造田，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类每一次从水的怀里抢夺回一片生产粮食的土地，都是重大的胜利。

　　这天生的江河与湖泊有时候大一些有时候小一些。多数时候它都是温顺的，对于自己某些水体平时并不会抵达的区域被人类占据，它也顺其自然。但有时也有坏脾气。它若泛滥咆哮时，所有曾经从它怀里夺走的土地都将被重新淹没与浸泡。

　　我们能够想到的，面对泛滥的江河湖水，人们也可以借助庞大的人力与智慧筑堤为营，将水流挡在固定的范围内。可是水流太善变了，它的战线也实在太长。地势的起伏增大了人类掌控水流的难度和复杂性。

　　长江水经过鄱阳湖的时候，人们当然可以控制它在湖堤之内。即便是丰水期，也可以有大片的土地在圩堤之外养育着古老的村庄和村民。

　　但是这一高程的水流如果轰然往下游奔涌而去，却很有可能会在地势相对较低的上海等人群密集城市泛滥成灾。面对江河兴澜，无论选择疏还是堵，总归得找到地方来消纳这大地上的洪水。

　　怎么办？

　　作为湿地的鄱阳湖，有时也是蓄洪、滞洪、分洪的绝佳场所。

　　鄱阳湖太大了。人们发现，整个湖区的低洼地带如果都蓄满水，如果将人类历史上从大湖怀里夺来的土地都临时交还给它，就可以极大地缓解长江下游的洪水。枯水一线的鄱阳湖与丰水一片的鄱阳湖，水量无疑相差巨大。如果将这“一片”继续扩大，扩大到湖边更多曾被圈出来的低洼地，能够消纳的水量就更大了。

　　但是“一线”的时候还是多，“一片”的时候终究少，“一片”还需继续往外扩大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人类在湖边丰饶的土地上已经生活太久的时间，村庄已经扎下了根，姓氏已经扎下了根，一家一户的人们也扎下了根。又回到前面所说过的问题，生存的重要性无疑是第一位的。人们不太可能为了几十年难得一遇的洪水而直接放弃大片的家园土地。

　　但是，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蓄洪、滞洪、分洪又确有必要做好准备，预备好在“一片”之外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这种矛盾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存在。资料上说，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提出了蓄滞洪区的概念，《管子》等书籍就建议在黄河下游开辟功能相当于蓄滞洪区的“囊”，以“备决水”。西汉时也有官员倡导在黄河曾多次决口的地带空出一两百里的地域开辟蓄滞洪区作为治黄的主要手段。唐代还在东都洛阳开辟了3个蓄滞洪区，效果良好。

　　当然，尽管效果良好，但开辟蓄滞洪区造成的损失也大。由于启用并不特别频繁，对于这一功能区域中耕作与避灾、生活与分洪的冲突，人们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到了元代，蓄滞洪区的利弊得失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将黄河淤积出来的肥沃土地开辟为农田，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也有人认为，一旦将这些用于蓄洪滞洪的区域用于耕作和建设村落，将加剧其他地方的洪灾。最终的结论，还是牺牲人烟稀少的蓄滞洪区来保全繁华的下游地区。

　　黄河流域如此，长江流域也如此。

　　历史上的长江泛滥非止一次，为了保全下游而在中游区域决口分洪形成滞洪区也时有发生。尽管朝廷会对处于蓄滞洪区的居民采取准许迁徙、免税等一些措施，但每次自然或人为的决口，对于蓄滞洪区中被牺牲的那一部分来说，都是惨痛的经历。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们的鄱阳湖要设置蓄滞洪区，当然不能为了保下游的大城市而随意放任水淹上游的村庄。

　　所以，蓄滞洪区也要有安全预案，要有更加严格与规范的安全设施，让万一确实需要启用蓄滞洪区时，也能保障区域内所有村民的生命安全，最大限度减少村庄里房屋财物的损失。

　　鄱阳湖蓄滞洪区安全工程因此而来。

　　工地上的工人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我：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多出来的长江洪水找出路，然后在这个出路上设置防护和高台，免得脱缰的野马伤害这路上的人们。

　　而工程师则更喜欢用数据来表达：我们这个蓄滞洪区包括了康山、珠湖、黄湖、方洲斜塘这几个小区块，总共可以消纳25亿立方米的洪水。当然，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备而不用的，只有当长江湖口水位达到吴淞高程22.5米水位(这是1954年重置的标准，过了这个水位就是超标水位)时才启用。

　　我想象了一下，25亿立方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只想象得出一片汪洋的样子，实在无法确凿地对一条江、一片水体进行量化。

　　但我捕捉到了另外一组数据：整个工程有700多万方土方量、20万方混凝土量。这个我想象得出有多大的规模。

　　这庞大的移山造山般的土方与混凝土体量，都是为了构筑起更加稳固的工事，让后方的村民更加安全，让长江与鄱阳湖的波澜更加平稳。

　　站在康山大堤上，浩渺的鄱阳湖在阳光照耀下显得那么平静又那么幽深。几十年前，人们造出了这么一条宽阔的大堤兼道路，将大湖的尾部从庞大的鄱阳湖上切割出了一部分。切割出的这一部分，被改造出来了另外一个小湖以及一系列的水塘、粮田、村庄。

　　小湖名叫大明湖。鄱阳湖康山蓄滞洪区安全工程的建设者背靠大明湖，在康山大堤脚下施工。他们正在大堤处建设一座大型的分洪闸，以便于万一需要启用蓄滞洪区时可以快速将鄱阳湖里的水通过闸门向大明湖和再往后的广阔低洼地带分泄。

　　有多快速呢？每秒钟可以泄洪一万立方米——现在我可以稍微想象得出这个工程对于消减长江洪水的意义了。鄱阳湖往外引流一万立方米，就可以同时消纳长江中的一万立方米洪水。

　　分洪闸当然只是安全工程的一部分，只是为了可以不需要通过临时炸掉康山大堤来泄洪，只是为了可以更快更安全更彻底地将鄱阳湖的洪水往蓄滞洪区引流。

　　更重要的工程在后面。视线朝分洪闸再往后延伸，在广阔的蓄滞洪区，一座座坝体、一段段隔堤、一个个围堤，结合自然天成的山体，宛如转身张开怀抱抵挡洪水的伟岸身躯，在身后构筑起了一个安全的封闭区。封闭区内的人员和建筑、动物和植物，因此免于被分洪的洪水侵袭。此时的蓄滞洪区，即便启用，也将没有悲壮的氛围，只有安稳的感觉。

　　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万一。万一启用，我们的鄱阳湖区也是安澜而不是肆虐，我们的蓄滞洪区也是安稳而不是飘摇。

　　在正在加固加高的送嫁山隔堤上，我看着隔堤内侧的稻田、荷塘、民居，一切是那么安详；在正在层层垒土铺筑的围堤兼转移公路上，我遥念围堤内侧一个个特别的村庄名字：蒋家、王家、董家，突然对万家灯火的家园有了特别情绪。这宽阔的堤与坝，这高耸的安全平台，就是对安澜的追求，就是面对洪水的底气。

　　这些年，我曾到过太多的工地，见过了太多的工人。在鄱阳湖区的康山与珠湖，我也见到了一批又一批以工地为家的工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安澜工程，但他们从不将此挂在嘴上。他们只是按部就班地挖好自己的土方、运好自己的材料、搭建自己的脚手架、浇筑自己的混凝土。这些晒得浑身黝黑的中年人，如同一颗颗的石子与一包包的水泥，组合在一起，就组合起了安澜的工事，组合起了让蓄滞洪区每一个村民内心安稳的坚强后盾。

　　这些在工地上流着汗水的人，正是安澜工程里的镇水石，是最基础最坚实的保障。

　　□ 漆宇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