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书哲

　　1934年7月19日，行至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地界，一支从湘赣苏区走来的近万人的队伍停了下来。无论是参差不齐的年龄、衣衫褴褛的着装，还是为数不多的汉阳造步枪、梭镖和大刀，都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不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连日来的奔波，让消耗了巨大体力的他们更显得疲惫不堪。

　　他们当中有的出国留过洋，有的在黄埔军校进行过专业军事训练，有的在工厂做过苦力，有的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有的看起来还是半大不大的小子，他们来自湖南、来自湖北、来自江西，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口音千奇百怪，可你不能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是为心中共同的愿景而来。他们是：任弼时、萧克、王震、李达、张子意……就像一团蕴藏着无尽能量的星火，终于汇聚成了熊熊燃烧的火炬，给所到之处带去光明和希望。他们参加南昌起义、渡过袁水，被多路部队围追堵截，他们经历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战场，又多少次从轰炸和包围中死里逃生！

　　而现在是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军大军压境，队伍中不少人受了重伤，因为缺医少药导致伤口化脓，不得不忍受剧痛割掉溃烂的腐肉。粮食也快吃完了。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大部队就近到山脚下的村子分散驻扎，另一拨受伤的人留在原地休整。

　　暮色四合，这片原始森林变得阴暗而寂静。纵横交错的小径隐藏在散落的枯枝和落叶中，连片的翠云草闪烁着迷离的蓝绿色荧光，叫不出名字的藤蔓缠绕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高大笔直的杉树繁盛地伸展开来，漆黑的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见。如云的蚊虫乱飞着，鸟拍打羽翼的声响从耳旁掠过，乌鸦沙哑凄厉的叫声在空中久久回荡。

　　这个被称为黄石岩的地方简直是个天然的掩体，易守难攻。因为进山的必经之途是一条极其狭窄的幽谷，头顶仅能窥见一丝微弱的光，两侧的岩壁覆着黏腻的深绿色苔藓和微生物，山体渗出的雨幕流下来，齐刷刷地汇入脚下叮咚的溪流——在附近寻找水源肯定不成问题。可就算熟悉情况的当地人，也要小心翼翼地侧身挪动才能通过，稍有不慎身体就会卡在岩缝里动弹不得，甚至被锋利的岩石划开一道道口子。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走了这么远，伤员们终于可以在山洞里睡上一觉了。

　　“带枪的部队来了！”这个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散开来，历经动荡的小村庄仓皇得将门户紧闭。由不得村民不害怕，每次只要部队来，不是把家里的东西抢走就是抓壮丁，走不了，躲还不行吗？可这支部队和之前的都不一样。他们带着和煦的笑容，说话的时候客客气气，就像是上门走动的远房亲戚一样。他们把买米买菜的账算得一清二楚，不比市价少半分。他们也根本没拿自己当外人，劈柴、挑水、做饭……帮忙干起农活来驾轻就熟。

　　有了更多交流之后，大伙儿渐渐弄明白了，这支以同志相称的队伍离开家乡和父母亲人远道而来，是为了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有活干。虽然衣服打满了补丁，草鞋也破旧不堪，但是他们从容不迫，他们心中始终坚信，革命成功的那天，一定会是一个明亮灿烂的新世界。

　　点燃的篝火亮堂堂的，映照出一张张真挚的脸庞。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善良淳朴的村民主动接纳了他们。一支为了大家出生入死的队伍，理应受到村子的最高礼遇。短短20天时间里，村民将家里所剩不多的粮食和菜全都拿了出来，家里没有床就拆下门板作地铺，药品也一批批悄悄地送进了山。

　　可行军还得继续。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作出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然后“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8月7日，当如墨的夜色染黑了蜿蜒曲折的山梁，打着绑腿的战士们军容整肃，在鲤鱼岗集结、扩充。18个年轻的村民汇入了他们的行列。夜幕掩映下，一个个瘦削坚毅的背影在莽莽绿林间逐渐远去。

　　这支肩负西征探路使命的队伍日夜兼程，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四道防线，终于到达指定目的地，和红二军团及第三十二军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然后渡湘江、跨赤水、过人迹罕至的松潘大草原，参加陕甘宁大会师，抵达延安。这场跨越千万里的浩瀚征程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迁徙和壮举——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完成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为开展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但伤亡之惨重和代价之沉重，从一份党的领导人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可见一斑：“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泪别队伍的小村庄陷入了真正的至暗时刻。送独子参军的郑招英、为部队做饭的陈桂英和张后升夫妇、带路和报信的村民，被气急败坏杀回来的国民党军抓起来严刑拷打。重重的鞭子抽出一道道血痕，那些过去像牛马一样温驯的人们悲愤得咬紧牙关，等待黎明的那一丝曙光穿透重重阴霾，被照耀的大地重新长出庄稼和开出花朵。别说一句话，就连一个字，人们也不肯吐露。

　　那18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跟着部队走了。他们临行前是否曾与家人依依不舍地道别？他们是否怀抱满腔的笃定与热忱？他们是否想过一路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一切不得而知。18具鲜活的肉体，变成了18个丢失姓名的人，陷落在时间的泥沼中，从此杳无音信。他们出发时还是后生，没有成家。等到这段往事被拾起，已经是多年以后。

　　事情完全出自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横石村村支书的邱文峰在南昌出差时，意外得到了一本党史资料。在小旅馆昏黄的灯光下，随意翻动着书页的他突然面色潮红，激动不已，原来自己的家乡竟然是西征先遣部队红六军团的出发地！那一晚，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回到家以后，他遍访了村中健在的老人，通过文字和物证再次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然后把整理的资料交给了上级相关部门。然而，途中因为通信地址变更、收件人病重和交通不便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份资料在传送到北京的过程中永久地遗失了。

　　当历史的细枝末节因当地的不断努力和一批执着追寻党史的人们再度被打捞出来，1934年的那场夜行军，在横石村的红军广场被解说员一遍遍讲述着。我因为工作的缘故到访过多次，对这里并不陌生，目光便随着声源的方向转了过去——她应该是本村村民，普通话算不上标准，黝黑的脸上挂着憨厚质朴的笑容。那恰是大多数村民呈现出来的面貌，让人倍感亲切。

　　突然，地面有一簇嫩绿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是工人刚刚铺完不久的地砖，和还没有严丝合缝的土壤之间钻出来的旺盛生命力，在暗暗地积蓄了一整个季节的能量之后，虽然根须和大半个身体仍处在黑暗之中，但它们的生长却像一场无尽的行走，倔强地追寻着黎明。